贫富分化，对教育有什么影响？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和社会学教授 Sean F. Reardon 研究发现，近30年来美国教育成就的贫富差距扩大了40%：有钱人家的孩子学得更好、考分更高，上更好的大学并且更有可能毕业。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十分普遍：有钱人家里的孩子大都已经提前迈出了“起跑线”。学校里的所获得的成就对于将来在社会上的成功有多重要虽然还颇有争议，但教育贫富分化将导致社会的不公却毋庸置疑。我们应该怎么办？作者提出了他的建议。

这篇文章里还提到了几个你可能会想知道的事实：首先，美国学生的标准考试分数这30年来一直在上升，数学成绩更是大幅度上升（或许可以认为这是上升空间大，但人家正在追，而且还很快）；其次，学校教育在帮助学生摆脱贫困上面，作用意外的小，至少在美国如此。另外，学业贫富差距的关键不是富人有了更多的钱，而在于他们花钱的方式有所改变。

有这样一件事情你可能并不会意外：平均而言，有钱家人的孩子在学校里比中产阶级或贫困家庭的孩子表现更好。平均而言，在富裕家庭长大的学生比较为贫困的学生学习成绩更好、标准化考试分数更高，参与课外活动以及担任学生领导岗位的几率也更高，高中毕业率和大学的入学率、毕业率都更高。

无论你是觉得它极度不公、可悲却不可避免，还是认为它显而易见且没有问题，这种现象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在大多数社会里面都是事实，美国也是如此。而新近才发生的，是过去的几十年间，在美国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之间教育成就的差距有了显著的增加。其表现之一是穷学生和富学生在过去50年的标准化数学和阅读考试的分数。我比较了十几个在1960年-2010年之间进行的大规模全国性研究的数据，发现如今考试分数的贫富差距大约比30年前加大了40%左右。

为了使这一趋势具体化，可以看看两个孩子，一个家庭收入16.5万美元，另一个1.5万美元。这两个收入水平在美国国民收入分布中分别排在前90%和前10%，也就是说，如今美国有10%的孩子成长于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家庭，另外10%的孩子则在收入超过16.5万美元的家庭中长大。

在20世纪80年代，在一场满分800分的SAT规模的考试中，上述两个孩子的考试分数平均相差90分；而如今则是125分。要知道现在在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之间，考分平均差距是70分，贫富造成的分数差几乎是种族分数差的两倍。家庭收入是比种族更能预测孩子将来能否在学校里成功的指标。

同样的模式在其他更加具体的教育成就评估方式中也非常明显，比如完成大学学业。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家玛莎·贝利（Martha J. Bailey）和苏珊·第纳尔斯基（Susan M. Dynarski）进行了一项研究，她们发现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获得大学本科学位的比例在20年间增加了18个百分点，而贫困学生则仅仅增长了4个。在更近的一项研究中，我和我的研究生发现，2004届的高中毕业生中，有15%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进入优秀大学或学院就读，而只有不到5%的中等收入和2%的低收入家庭学生也做到了这一点。

这些扩大的差距并不仅限于学术成就方面：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和他的同事进行的新研究表明，在学生参与体育运动、课外活动、志愿者工作和教堂活动方面的贫富差距也有大幅增长。

学校能使孩子摆脱贫困吗？

今年4月，1.4万多名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学者齐聚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的年度会议。今年的主题是：学校能使孩子摆脱贫困吗？

尽管这几十年来美国教育危机的情势越来越严重，教育改革的浪潮经历了一波又一波，我们还是在谈论这个议题。不管学校里一直在做什么，并没有减少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之间的不平等。

了解这些教育差距不断扩大的方式和原因，也就知道了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为了找出这答案，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和其他学者一起研究历史数据。我们的这项研究的结果与大多数人想的都不大一样。

过去30年中最明显的变化，是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考试分数提高得非常之快。在1980年以前，出身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学习成绩上对中产阶层学生无甚优势可言，学业上的社会经济分化大部分是出在中产阶级和贫困家庭之间。但现在，富孩子拉开中产阶级孩子的程度，差不多有中产阶级的孩子领先于穷孩子那么多。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富裕阶层的资产累积速度远远超过中产阶级，同样，教育成就的大部分增益也都累积到了富裕家庭的孩子身上。

在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之前，先要消除一些误解。

学业差距不断扩大，是因为富人的孩子准备得更好

学业成就的收入差距在不断增大，其原因并不是因为贫困学生的考试分数在下降，也不是因为学校的办学水平在下滑。实际上，美国全国教育进展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也即所谓的全国成绩报告单（Nation’s Report Card）的平均考试分数从1970年起就一直在提高——数学是大幅提高，阅读则是极缓慢的提高。平均来说，今天一个9岁孩子的数学能力与其父母11岁时相当，仅仅在一代的时间里就有两年的提高。阅读能力的进步没有这么快，年纪较大的孩子进步也没有这么大，但完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过去30年间任何年龄或经济群体的平均考试分数有所下降。

在学业成就方面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并不是种族差异扩大的结果。在过去20年中，黑人和白人之间、西班牙裔美国人和非西班牙裔白人之间的成就差距已经慢慢缩小，这些趋势使得较高收入和较低收入学生之间的差距没有被进一步拉大。如果只看白人学生的考试分数，在这个人群当中也会发现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之间同样也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距。

看起来可能跟想得不一样，但学校似乎并没有在高低收入学生的分数差上面产生多大影响。这样说是因为，穷孩子和富孩子在幼儿园的入学考试时分数差距还很大，但在高中考试时这个差距就只有不到10%了。有一些证据表明，高低收入的学生成就差距其实在第一学年开学头9个月里会缩小，但在夏季又会再次扩大。这种区别对待当然存在——但学校在加大贫富差距的作用方面似乎比传统以为的要小。

如果不是这几种原因，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归根结底：学业差距之所以在不断加大，是因为富孩子越来越多地在进入幼儿园之前就比中产阶级的孩子做好了更多的准备。这种准备上的差距一直从小学持续到高中。

我的研究表明，对此现象的部分解释是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也许你已经知道了，在过去30年间，富人的收入增长率比中产阶级和穷人的都要快。物质上的充裕帮助家庭成员给这些年幼的孩子们提供了认知上的刺激体验，因为钱带来了更加稳定的家庭环境、让家长有更多时间给孩子读书、获得高质量的保育和学前服务比如有辅导入学考试的家教，或者自己充当家教的时间——在纽约，一个4岁的孩子会接受测验决定是否进入高才班就读。

富人正在把钱花在不同的地方

但不断增大的收入差距，顶多也只能解释问题的一半。学业贫富差距关键不是富人有了更多的钱，而在于他们花钱的方式变了，而这才是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

高收入家庭不断把他们的资源，比如钱、时间和怎么才能在学校里表现更好的知识，投入到孩子的认知发展和教育成就当中。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教育成就在如今变得比过去重要得多，即使对富人来说也是如此。

大学本科学位已经不再能够确保一份高收入的工作了，甚至连咖啡师都不行。父母们现在一早就在孩子的认知发展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带孩子参加活动，让他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拥有更多的父母能够投入的也就更多，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而有钱的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投入了更多的金钱和普特曼所说的“晚安睡前时间”。再来看中产阶级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就算他们也在孩子身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他们投入的速度和深度都比不上富人。

经济学家理查德·默南（Richard J. Murnane）和格雷格·邓肯（Greg J. Duncan）的报告指出，从1972年至2006年，高收入家庭增加了150%的开支；而同一时期，低收入家庭在这方面的投入则仅仅增长了57%。同样，父母与子女相处的时间增长速度的两倍，自1975年以来，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与子女相处的时间，其增长速度是学历较低的父母所花的两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学家盖瑞·雷米（Garey Ramey）和瓦莱瑞尔·雷米（Valerie A. Ramey），把这种幼教投资的不断升级称之为“幼儿竞争”（Rug Rat Race），这很好地描述了这样一种不断加深的认识，即早期的童年经历对赢得终身教育和经济竞争至关重要。

如何解决教育贫富分化？

目前还尚不清楚对此我们应该做什么。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关公共教育的讨论多集中在错误的责怪对象上：我们指责失败的教育和穷人的行为该对这一趋势负责，而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出在不断深化的收入不平等和富人的行为上面。

我想，没有及时跟进是因为不熟悉问题的本质——在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之间不断加大的教育差距。毕竟，在过去50年的大部分时间，涉及教育不平等的全国性对话一直都几乎无一例外都集中于减少贫困和中产家庭之间的教育成就不平等，而其依靠的措施也是像“开端计划”（Head Start Program）这样面向贫困人群的学前教育项目。

我们几乎没有想过考虑一下有钱人都在干什么。除了持续讨论不断升高的高等教育成本是否会将中产阶级挤出高校门外，我们就没怎么谈论经济学家所说的教育“上尾不平等”（upper-tail inequality），更不用说成功削弱它了。

与此同时，不仅仅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学校表现得比中产家庭的孩子要好，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幻意味着在学校里成功对于将来经济上的成功愈加必要。这将导致美国社会越来越缺乏流动性，而这一趋势又将反过来加重不平等的现象，这种相互强化着实令人担忧。

我们需要开始讨论这件事情。不过，说也奇怪，教育贫富差距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一线希望：如果家庭收入和教育成就之间的关系能够改变地如此之快，就表明其模式并不是固定的、无可避免的。能变一次就能变第二次。政策的选取也就变得更加重要。

那么，如何建设一个这样的社会，人们的教育成就和家庭背景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关联？或许，可以学习富人的做法，社会整体下大力气增加孩子受教育的机会，从出生的那天起开始。儿童早期的教育投入在社会分层上的回报是巨大的。这意味着投资发展高质量的保育和学龄前教育服务提供给中产阶级和贫困人群。同时，招募和培训一批技艺精湛的学前教师和保育工作者。这些都不是什么新概念，但我们必须停止争论这些措施有成本有多贵、实施起来有多困难，然后硬着头皮干下去。

但这样还不够，在扩大和改善学前教育和保育服务方面我们还需要投入更多。近来有很多关于投资师资力量，“提高教师水平”的讨论，而提高父母养育子女的水平和改善儿童最初期的环境可能比这个还重要。让我们在父母身上投入更多，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培养他们的孩子。

这就需要找寻方法去帮助父母，使其本身变成更好的教师。这或许会涉及到支持职工家庭的战略，这样他们有才更多时间给孩子读书。还有扩大“护士家庭合作计划”（Nurse-Family Partnership）那样的项目，这类项目在帮助单亲家庭教育其子女方面已被证实有效；同时，还需要支持研究，使其为单亲父母开发新的资源。

或许，还需要更多的商业和政府支持，提供更长的产假和陪产假假期以及幼童照管服务，以使中产和贫困家庭获得一些富余家庭孩子享有的早期学业干预。最根本的一点，这意味着更新仍旧盘绕在我们脑中的观念——教育问题不该由学校独自解决。

在确保孩子在幼年早期获得认知刺激体验方面做得越多，就越不用担心学校教育失败。而这还将使学校可以集中精力传授技巧——如何解决复杂问题、如何批判性的思考以及如何合作，这些都是对一个增长中的经济体和充满生命力的民主政治结构而言必不可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