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忽悠”回归创意

不过对于外界普遍认为的“史上最严”，黄升民认为其实有点夸张，作为国内广告学术界权威的传媒专家，中国传媒大学广告传播学院院长黄升民曾受邀参加过新《广告法》修订的座谈会。

据其介绍，现行的《广告法》1994年10月27日公布、1995年2月1日实施至今，已经整整20年。“从时间上讲，一部法律经历了20年时间肯定需要进行修订，事实上，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着手这个工作，只是因为很多法都需要修订，需要排队，才没有那么快正式落实和公布。”黄升民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解释。

而资深广告人，品牌战略专家李文刚也对广告行业这20年的变迁印象深刻，他觉得原有的《广告法》已然远远落后于营销广告业的发展速度，很多条款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已经很难适用于新环境。

“今天广告的概念在移动自媒体泛滥及‘互联网+’的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已不是仅依托于传统媒体所发布的纯广告范畴，形式的多元、传播信息的失控，也可能是导致新法出台的一个动因。”李文刚分析。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传统媒体的广告，还是新媒体广告，或多或少都存在广告夸大功效误导消费，甚至虚构事实欺诈坑害消费者的问题，都可能成为企业的帮凶，“误导”消费者从而给其带来巨大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在昌荣传播集团市场与媒体中心总经理赵斌看来，本应依靠产品和技术创新进行有序竞争的企业，演变成了广告吹嘘大战，拼明星大腕代言、拼华丽词语包装，而在提升内在竞争力方面却裹步不前。而现行《广告法》已经明显落后，更给这些广告大开“方便之门”。因此新法的推出也是势在必行。

在过去20年，尽管《广告法》也有着严格的限制，但整体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于是，粗制滥造的创作满天飞，信息传播效果大打折扣。新《广告法》的出台，则从根本上要求广告人改变创作思维。

“实际上，找到合适的消费洞察和沟通点，即使没有明星代言、没有夸张华丽的词藻，优秀的广告创意完全可以打动消费者，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赵斌表示。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广告法》对广告行业的影响或许会利大于弊，尤其是广告创意这个领域。“对于理性创意的推动无疑是有好处的，会让许多创意人回归到创意本身的沟通属性，而不是依靠热情紧贴热点的‘标题党’。新《广告法》提醒广告创意人，耸动的内容，并不等于创意。”李文刚指出。

因此，新《广告法》不仅约束了广告的表面形态，更可能影响到广告的生产方式，意味着把广告创意推到了前线，必须脱去“大忽悠”的套路，在这个技术创新的时代，大数据或许能更多地帮助创意人员开拓思路、脑洞大开。

关键在执法

当年瑞典品牌伊莱克斯凭借“欧洲销量第一”这样毫无依据的广告定位和诉求成功登陆中国市场。从新《广告法》角度看，这就是一个虚假广告，第一没有事实依据，第二表达方式也有问题，但在当年，这样涉嫌违法的广告却大行其道，甚至成就了一个欧洲普通品牌在中国市场的意外崛起。

就像黄升民强调的，之前的广告法也很严厉。不过这似乎也说明了在旧法的监管之下，执法的过于宽松助长了虚假广告的泛滥。而对于史上最严的广告法，如何才能将“明文规定”落到实处，执行才是关键。

周翼认为，任何时候执行新的法律法规对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新《广告法》中的法律法规是否合理，监管单位如何执法，执法部门如何公正公平地处罚，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工商机关应该要循序渐进地总结基层探索，尽快推出具体的相关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和尺度，而不能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在其看来，由于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制度不健全、监管技术手段落后和监管人才不足等，过去中国广告监管呈现“碎片化”，这些问题不是单单修订法律就能解决的，必须吸收整体性治理的理念，进行综合治理。

尤其在新媒体时代，广告的形式多样化，原生广告、内容广告、软文等各种形式层出不穷，对于广告概念和形式的界定，目前还很难有统一的标准，这无形中也加大了对违法广告监督和打击的难度。

“就法律法规本身来说，新《广告法》对于这些过于碎片化的广告形式也没有深究，比如直接明确20万元到100万元这样的一个处罚金额，但投放时段和投放长短都会影响广告收入，因此罚金很可能超过收入。”周翼对记者表示，这种“一刀切”的处理办法也考验着未来新《广告法》真正的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