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家属获一笔救助金

《说明》称，对蒋玉玲轻生原因分析，其有厌世心理，曾与村民闲谈中，流露出轻生念头;蒋玉玲身体存在严重问题，体弱多病，有高血压、脑梗塞、中风病史，且行走不便，在派出所民警关心劝导时，称身体多病，行动受限，不如死了;蒋玉玲缺乏家庭温暖，滞留派出所期间得不到家人关心，丈夫留下其一人独自在派出所;最后留世期间与亲人沟通存在问题。

《说明》称，事发当日(6月16日)凌晨1点52分，蒋玉玲和丈夫闫国俊有一次通话，长达1小时12分19秒。然后又三次(注：实为四次)拨打电话1370089××××，自称是对方妈妈，经调查，系错误拨打。经分析，蒋玉玲与闫国俊沟通有分歧，想找儿女倾诉，又拨打不同电话，可能认为亲人故意拒接其电话，导致其作出悲剧性决定。

致电1370089××××，机主表示，她非禹州人，不认识蒋玉玲，蒋多次打电话过来，说“我是你妈啊”，得知打错了还说“就是这个号啊”。最后一次，机主有些生气，说“半夜你打什么电话”，然后把电话挂掉，关机。

《说明》称，综合分析，蒋玉玲因多种原因纠合产生轻生念头，闫智勇事件是其自缢的一个偶发因素，不是必然原因。

崔国辉说，蒋玉玲死亡次日(6月17日)，考虑到其母死亡，警方对闫智勇取保候审，“闫智勇涉嫌危险驾驶，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取保候审符合法律规定”。

事发后，禹州市成立了由市委副书记为组长，无梁镇政府、公安局、检察院等为成员单位的事件处理领导小组。崔国辉说，目前，事件已经解决，蒋玉玲的家属获得一笔救助金，具体数额他不清楚。

多次致电、短信蒋玉玲的家属，家属表示不接受采访。

公安机关的救助义务与赔偿责任

人民警察在行使自己的职权和履行职责的同时，当发现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难的情形下，应当履行法定的救助义务。但是，人民警察如果在依法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不履行救助义务，造成了公民的人身伤害或者死亡、财产损失，公安机关是否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在遇到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和处于其他危难情况下，“应当立即救助”。各公安派出所危难救助的主要职责有：1.接受群众报警求助，具体包括寻找走失的儿童、老人，抢救危重病人或受伤害人员，处置紧急临产的孕妇等;2.对案件进行现场处置，救助伤员;3.参加火灾扑救、人员救助或者排除其他险情的先期工作。

公安机关不履行救助义务必须承担责任;但是，这种救助义务的法定性和适用《国家赔偿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不能因为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的救助义务，就必须按照《国家赔偿法》第四章规定的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来对受害人进行国家赔偿。然而，损害结果的发生，又是行为人自己行为所导致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这就发生了法律适用上的两难推定。因此有律师认为，公安机关不履行救助义务的赔偿责任，要考虑到自然灾害、接受救助人自己的行为、第三人的行为所致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