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昕已离开学校两个多月，其大胆的教学犹如一块石子投入到平静的湖面，在女生心中激起了一层又一层涟漪，也在学校的老师中激起了波澜。一些老师认为，性教育要考虑到当地留守儿童较多的实际，有时候知道得越多反而不好。不过，在学校看来，这样的性教育仍然值得提倡。

筹备已久的讲课

岳昕从小在北京长大，小时候父母也没有刻意给她讲过性教育知识。“但网络发达，我经常上国外英文网站，觉得里面讲的两性关系、生命形成很可爱，会自己看一些。”她记得，在小学六年级生物课上，老师试图组织女生讨论青春期的一些变化，比如有没有来月经。但女生很害羞，即便来了的，都说没有。最后，这堂课就这样散了。

岳昕初一的时候，有个卫生品牌来岳昕班上做推广，班长是女生，她把男生叫出去后才让对方进来讲解。

因为这些经历，岳昕加入北京大学爱心社后，就很关注青春期的性教育。“我所在的学校算得上北京最好的中小学，都是如此害羞，在别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在这个年龄段，是否有必要普及性知识?岳昕做过详细的资料收集。联合国人口基金支持开展的首次“中国青年生殖健康可及性的政策开发研究”指出，“在中国，每100名15岁到24岁的未婚女孩中有4名怀孕”。

“人往往会因为无知而成为艾滋病的感染者、意外怀孕堕胎者。但国外通过性教育，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了这些东西。”岳昕说，这次她下载了比较大胆的图片，告诉以礼河联合学校的女生们，生命是怎么诞生的，还告诉她们爸爸妈妈在“造人”时是非常快乐的、自愿的、安全的。

7月28日岳昕开始在以礼河联合学校上课。为了这10天的支教，她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如试讲，听取其他支教同学的意见等。这次教案，40%是岳昕在北京完成的。

上课之前，她还针对学校女生做了一份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结果是，很多女生希望老师能和她们分享一些经验，教她们正确掌握基本的生理生殖知识。同时，也希望多开一些关于生命孕育的课，让她们懂得如何进行自我保护等。

问卷调查的结果还显示，全部初二女生和逾九成初一女生都已经历了月经初潮，她们的母亲第一胎生育年龄普遍不超过25岁，然而她们先前受到的性教育只告诉她们“失去贞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却没有告诉她们什么是有保护的性行为，也没有告诉她们性骚扰的基本分类与防范方法。而在40%学生为留守儿童的当地，这样的结果意味着极大的性侵害风险。

这样的教育有用吗?

两个多月后，学生们在回忆岳昕的性教育课时，虽然还带着羞涩，但都是有问有答。

小琪是第一次接受这么震撼的性教育课程。事后跟母亲聊起这堂课，母亲对她说，“没想到老师还会这样上课。”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小琪，唯一的性知识就是五六岁时，母亲告诉她男生和女生的区别：一个站着上厕所，一个蹲着上厕所。

小静记得，母亲对她的性教育的内容，就是女生穿裙子不能让男生看。“我的感觉，一是母亲不好意思教我，二是母亲自己懂的也不太多。后来我将岳老师课堂的内容告诉她，她觉得这样教也挺好。”

在性教育方面，小婷的母亲对小婷说得相对较多。小婷上初中后，母亲语重心长地跟她说，现在的社会比较复杂，校园性侵案又多，千万不可单独外出，到偏僻的地方去。

这次课后，小婷和宿舍同学会经常讨论课上的内容。“大家聊着聊着就说开了，提到某件事时，觉得岳老师模仿的一些情景原来真的发生过。”小婷说，“假如有人在背后抱住我，我会向后踢，抓沙子撒向对方眼睛等等。”

“岳老师告诉我们，首先不能很晚时单独跟老师补课，其次如果有人触碰我们的隐私部位，一定要坚决说不。”小琪说。

有时，女生们对于性骚扰的语言有些懵懂，但岳昕通过近两小时的课程，让她们更明白了哪些语言已经属于挑逗范围。

小静说，现在在农村中学，上网交朋友、见朋友也是一件常见的事情。“岳老师让我明白了，上网认识的朋友也不能随便答应见面。”

近年来，校园性侵事件频频曝光，在云南，这样的事件也不止一次发生过。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指出，应从加强立法监督、细化学校责任、普及性教育等方面出发，建立事前预防、紧急救助到事后治疗辅导的全套工作机制。

一个好消息是，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修正案取消了嫖宿幼女罪，对这类犯罪行为可以适用刑法关于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的规定，从重处罚。

然而，岳昕担心，即使这样的法律能够落实，但如果基层教育抓不好，孩子们依然很有可能受到性侵害。

7月25日，正当岳昕一行奔赴云南支教时，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在云南财经大学景贤楼召开了青少年青春期性健康研讨会。会上提到，目前中小学的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存在“四缺”：学校迫于升学压力缺乏对性教育的重视，特别是农村教育欠发达地区;缺乏适用并有针对性的青春期性教育教材;大多数学校没有配备专职教师进行授课;教师在上课时也会存在尺度把握、教学方法等疑惑。

岳昕将“四缺”一一记在心里，她在以礼河联合学校做的问卷调查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些问题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