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基层彻底被摧毁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叫作“坞”的建筑形式。

   坞最早见于《后汉纪》和《后汉书》中“筑坞侯”“起坞侯”等说法。陈寅恪认为，“坞”起名于西北地区。三国时董卓的郿坞是最著名的例子。它有点类似欧洲的城堡（Castle）的概念。但郿坞并没有建在险要的地方，经济自给的方法又是储备谷物而非耕种，它高厚各七丈，内藏黄金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积谷三十年储，董卓之所以建立它，目的很单纯，“成则雄居天下，不成则（以此坞）足以备老”。但到了西晋末年和南北朝时期，坞的概念又有所变化。

   南北朝时期，自匈奴的汉国到氐人的前秦，由于胡族统治者的徙民政策，北方各族各阶级的人民都曾迁动。氐、羌、鲜卑各族也反复迁出回徙，这些与战乱一同对各族人民都构成了一种灾难。汉人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的，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实际上这种据险自守的情况自三国时起就已经很普遍了，只是并不以坞的形式存在。

    太史慈向孙策汇报徐州情况时就说，“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华歆）所遣长吏……子鱼不但不能谐庐陵、鄱阳，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发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鱼亦睹视而已。”而在晋代整个北方到处都出现了坞。《水经注·洛水篇》记洛水所经之处，就有檀山坞、金门坞、一合坞、云中坞、合水坞、零星坞、百谷坞、袁公坞、盘谷坞、范坞、杨志坞。这仅是洛水流域的堡坞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