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写到这里，又突然想到鲁迅先生所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观点。虽然他所指的是民族性中的问题，而不是讲“道教在我国的发展之深广”，但是读过这些历史记载，确实对三国两晋时以道教为名义的教宗和民间结社组织的根基之深，这样的事实在历朝历代都不断重演。如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也是一例（虽然他们所“信奉”的不是道教）。

    而这些道教支流又缘何在民间甚至皇室上层中传播甚广的呢？让我们来看看史书中对于于吉的记载。

    《三国志·吴传·孙策传·引江表传》云：“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张角是太平道教，《三国志·魏书·第八》中记载“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孙策提到的那个交州刺史张津，平时也就是“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至于张鲁治理下的汉中，大家都知道，那更不用说了（毛泽东曾批注《张鲁传》说其教派“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可见起平时这些教派也是以济世救人或修身养性为表面纲领的（张角的“喝符水病没好，那就是你不信道”的说法更是绝妙）。

   对于广大社会下层、未受过教育的穷苦百姓而言，这些表面纲领迎和了他们在痛苦无望的生活中“寄希望于能有一种神奇力量立刻改变人生”的渴望，而对于上层势力而言，支持他们全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张鲁的母亲充当了与益州地区实权者、益州牧刘焉发展良好关系的外交官角色，而孙秀则为司马伦的夺权提供了“神学理论基础”。而一旦此种教派自身力量威胁到他们的上层统治时，统治阶层又必须将他们剿灭。张角、于吉、刘伯根等无不是如此。《孙策传》说“策尝於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这直接导致了孙策必须杀掉于吉，因为能参与孙策集会的“诸将宾客”们，可不是平常之辈，他们都拦都拦不住地要去迎拜于吉，可见于吉的影响达到了一种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