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天的调查后，2月13日开始对富士康进行调查的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首席执行官奥瑞特·凡·希尔登语出惊人，先是表示已在富士康深圳厂区发现了“大量问题”，随即又开始表扬富士康，称富士康“设施一流”，且“富士康真的不是血汗工厂”。

凡·希尔登的言论立即遭到了数家其他劳工权利组织的批评，对FLA调查独立性的质疑也再次被激起。

FLA“二号人物”、该组织执行委员洛佩兹(Jorge Perez-Lopez)在给邮件中表示，FLA调查过程的透明度为自己“正名”，所有审计和调查的结果都能够公开获得，毫无隐瞒，但他并未提及此次对富士康调查的更多细节和阶段性调查结果。

调查进展并未给苹果公司股价带来很大影响。17日，苹果公司股价小幅下降0.02%到每股502.12美元。今年以来，苹果公司股价已经上涨了24%，成为全球最具价值的公司。

“大量问题”

“我们发现了大量问题。”在经过数天的调查后，凡·希尔登评论称：“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声明。”

18日，FLA调查小组已按计划向富士康管理层提交初步的调查结果。

凡·希尔登称，FLA的30人调查小组将随机抽取能反映厂区员工年龄、性别以及技术水平等特征的工人作为询问对象，最终将共询问3.5万名富士康员工。作为调查过程的一部分，工人还会将答案提交到FLA相关的服务器上，以便制成表格。

但凡·希尔登拒绝透露更多调查结果细节。FLA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公布更多关于此次调查的结果。届时，富士康将有机会选择为自己辩护还是同意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的违规操作。

富士康在18日早间的一份邮件声明中表示，富士康完全配合此次调查，并将检查，按照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行事。富士康称，FLA的调查是一次非常专业和彻底的检查。

苹果公司库比蒂诺总部的发言人史蒂夫·道林(Steve Dowling)则引用13日苹果公司发表的声明作为对调查的回应。

“一流的”富士康

一边称“存在大量问题”，一边称富士康厂区是“一流的”。凡·希尔登在15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明显地表达了对富士康的赞扬。

路透社引述凡·希尔登的话称，富士康的“硬件远好于中国工厂的平均标准”。“当我走在富士康工厂的地上时，非常惊讶，和服装工厂比，它如此安静。”他说，“所以，(它的)问题不在于像在服装工厂存在的那种劳动强度、倦怠和高压环境，或者更多的在于千篇一律、无趣，和(同外界的)疏离。”

根据美国国家公共广播(NRP)的报道，凡·希尔登称：“工人们非常坦率，完全没有受到胁迫。”他称，FLA30人调查小组将在富士康的3个厂区对数万苹果产品装配线上的工人进行调查。

另一家劳工权利监督组织Verite的创始人希瑟·怀特(Heather White)则提出了很多可能存在的违规嫌疑很难被发现，防不胜防。她举例称，比如被迫加班或者使用某些有毒化学制品等。“这些都不是在一次提前计划好的招待调查(hosted tour)中能被发现的。”她说。

事实上，凡·希尔登此前早已同富士康有互动。为了试验FLA的调查技术是否能够更有效地彻底根除工厂问题，在过去的两年中，苹果公司已经委托FLA进行了两次规模较小的调查项目。

质疑持续

对于凡·希尔登的言论，此前发表了数篇文章激起公众反富士康“血汗工厂”浪潮的美国《纽约时报》暗讽称，凡·希尔登不顾此前富士康发生了工人“N连跳”事件、抛光车间爆炸事件，以及有工人抱怨每周工作超过70个小时等，仍然给予了富士康厂区环境明显的赞誉。

而富士康的恶劣工作环境正是上月《纽约时报》那篇激起诸多劳工权利组织激烈反应的主题。该报道描述了富士康工厂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及工人住宿条件差，并引发工人自杀和重大伤亡事故。报道还举例称，为了加班赶活儿，工厂领班甚至会在半夜叫醒8000名工人，每人只发一包饼干和一杯茶，就开始加班。

而凡·希尔登对初步调查结果的最新解释，显然与上述报道大相径庭。

“我们在富士康的工作不是第一印象，或者检查有些地方是否进行了油漆作业。”洛佩兹称，“证据将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在报告出来之后公之于众。”

多个劳工组织官员称，他们对于凡·希尔登的言论感到非常吃惊和惊愕。“总的来说，在一次劳工权利调查中，调查结果要在证据搜集齐全之后再出来，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工人权利共同体(Workers Rights Consortium)执行总监斯科特·诺瓦表示：“这次调查显然是一次厂方提供的‘带导游的游览’。”

他补充称：“如果FLA想要说服人们它能够在苹果公司提供资金的情况下仍然进行公平调查，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

怀特则称凡·希尔登的评论显得很轻率。“他在工人没有在厂区之外的秘密场所被调查之前发表任何评论，至少是不成熟的。”她说，“他不说中文，他不是一个有资格作出任何快速评估的训练有素的审计人员。”

怀特认为，在获得富士康允许的情况下进行调查，或许无法得出真实的结果。她称，在例如工人家中或离开厂区的其他地点进行谈话，或许才会有更真实的结果。“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要让工人公开说实话非常难。”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