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让无数在下面工作的工人暴露在辐射下”

在切尔诺贝利，旅游大巴一个必停的地方是小小的游客中心，它位于距离石棺400多米的一处停车场的边缘。透过一扇巨大的玻璃窗，游客能够一览无余地看到石棺，但除此之外这里就没什么可看的了：一台电视机在反复播放Novarka集团关于新安全护罩项目的宣传片，电视机的旁边则是落满尘土的石棺模型。在这部时长9分钟的宣传片的结尾，当穹顶滑入预定的位置时，石棺上方条纹状的草垛通风系统就像魔术般地消失了。

SIP计划，在2014年将石棺的通风系统彻底拆除，但是实际工作很可能不会像Novarka集团的宣传片中所演示的那么顺利。Dodd将其称为是SIP曾经管理过的“最危险”的项目。之所以危险首先是由于通风系统的巨大—它比一座40层楼还要高，而重量则超过了300吨。此外，危险性还在于它已经处理了26年放射性的气溶胶，而且在它的下方是一个充满了核废料的脆弱结构。“假如拆除过程中它倒在了下面的石棺上，那么将让无数在下面工作的工人暴露在辐射下。”SIP的施工现场专家Marsha Brown说，“那将是一场恐怖的事故。”

SIP的计划是将通风系统切割成7块，然后将其一块块地吊起、运走。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是工人遭受的放射性辐射。靠近通风系统的地方的辐射剂量“非常高，大约是1雷姆/小时”，Schmieman说。SIP正在考虑在石棺的顶上安装防护过道，以削弱工人遭受的辐射剂量，但是那些切割通风系统最顶部的工人将不得不穿戴额外的防护设备，以保护自己免遭有毒的灰尘和烟雾的伤害。

暴露在强辐射下的后果在对原子弹幸存者的研究中有详细的文献记载。例如，我们知道，百分之百致死的剂量是1000雷姆。国际原子能机构确定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造成了28个人的直接死亡，这些人几乎都是在灾难发生后一个小时内进入现场的消防员。在那之后，无论是切尔诺贝利还是其他核电站，从未有人遭受过致命剂量的核辐射。

2005年，联合国发表了一份报告称，除了前面的28个人外，预计还会有另外4000人将死于在切尔诺贝利遭受低剂量核辐射所引发的癌症，但是根据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研究人员发表在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刊上的汇编，死亡人数实际上已经接近100万。这个巨大的差异深刻反映出了我们在低剂量辐射对人体健康影响方面的无知。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管理机构建立起“安全”的辐射剂量标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标准。在福岛核电站事故期间，日本政府为了保证抢险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甚至将核电站工作人员允许暴露的辐射剂量提高了一倍。在乌克兰，最大许可剂量标准为2雷姆/年，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标准之一(美国的标准为5雷姆/年)。严格的标准限制了SIP和Novarka集团工作计划制定：假如没有防护设备，拆除通风系统的工人只要工作两个小时所遭受的辐射剂量就会超过一年的限量。实际上，他们可能的工作时间还要更短—尽管通风系统和核电站其他地方的辐射水平是已知的，但是究竟会落到工人身上多少带有放射性的灰尘和气溶胶却是个未知数。除了佩戴放射性测量仪之外，所有的工人还必须使用鼻塞，并保存尿液和粪便样本以对他们遭受的辐射剂量进行分析。

6、“他们擅长制定制度”

去年春天，Novarka集团将石棺西部杂草丛生的荒野变成了繁忙的建筑工地。工人们刮走了表层受污染的土壤，再填上干净的土壤以减少来自地面的辐射。这些工作结束后，他们又挖了两条从石棺的西部一直延伸到东部的平行深沟—这两条深沟将会埋放将穹顶滑到石棺上方的两条不锈钢轨道的地基。每条沟都长约457米，而它们之间的宽度—274米—与穹顶的宽度刚好相同。

到了夏天，工地上已经到处都是混凝土搅拌车和自卸卡车。空气中回响着液压锤将钢筋—总共396根—砸入到深沟底部时所发出的刺耳的金属叮当声。每根钢筋都有24米长，直径1.2米，未来它们将共同支撑起穹顶3.2万吨的重量。挖沟和埋钢筋工作的进展速度要比预期缓慢得多。“任何时候，只要进行挖掘工作，就能挖到某种东西。”Dodd说，“有时候挖到的是事故发生后被埋在地下的大型起重机，有时候挖到的是卡车或者拖拉机，还有时候挖到的是被核燃料污染过的材料。”

摧毁了核电站4号机组的爆炸将相当数量具有高放射性的核燃料—这些核燃料被称为强放射性粒子—抛散到了核电站的各个地方。Dosimetrists在对挖掘出的表层泥土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就能发现它们。当这种情况出现时，附近所有的工作都要停下来，直至一名工人用带有3米长手柄的特制铲子将其挖出来。“在移动它的过程中，放射性剂量会迅速降低。”SIP的健康与安全工程师Don Kelly说，“假如你就在它附近，或者把它放进你的衣服口袋里，那么就等于是在自杀。”

Kelly每周都会对工地进行巡查。他在夹克口袋里装了一部摄像机，遇到的所有违反安全的操作都会被他拍摄下来。去年9月的一个下午，当我和他沿着被石棺的阴影遮盖住的北侧深沟行走时，在一处工作地点停了下来—一台装有巨大钻头的履带式车辆正在深沟的底部钻孔。先钻孔再埋下的工作方式要比直接用大锤将钢筋砸下去要温和一些，这也是对这里靠近石棺的一个特别考虑。如果是用液压锤将钢筋强行砸下，那么引发的震动也许已经将不远处一座安全建筑的砖墙震塌，也许还会带倒石棺脆弱的西侧墙壁。

一台挖掘机将钻孔底部的泥浆挖出来，装到一辆自卸卡车上。Kelly开始用摄像机拍摄。我问他正在进行的工作哪里违反了安全规定。“卡车上没有任何警示标记。”Kelly用手指着卡车说，“此外，它也没有后挡板。”切尔诺贝利辐射安全办公室为运送放射性垃圾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干净”的卡车只能用于运输未受污染的废弃物，运送放射性废料的卡车都是专用的，车上必须带有警示标语和后挡板，以防止交叉污染。过了一会儿，这辆没有警示标语和后挡板的卡车开走了，给它经过的每个地方都溅下了污水。

Kelly从卡车留下的污水中取了样本，送到实验室进行分析。几天后，实验室检测的结果出来了：污水被污染的程度不足以被定性为放射性废弃物。但是，为了工地的清洁和工人们的健康，这样的制度是必需的。也许下一次从卡车上留下的脏水就会污染整个工地。“他们擅长制定制度，很好的制度，但是并不擅于遵守这些制度。”Mark Fishburn曾告诉我说，“只要可能，人们总是愿意破坏制度。”

7、“不相信自己会为了这个而丧命”

去年春天，工人们完成了穹顶修建的地面准备工作，开始修建将填入到沟内的两根混凝土地面梁，以及在两根梁之间的一处面积为8.36万平方米的混凝土平台—穹顶将在这里进行组装。“平台将是完全无污染的。”Kelly说，“在这里工作将不需要任何防辐射设备。”但是尽管如此，工人们仍将随身携带紧急呼吸器，以备在探测到放射性粉尘从工地上飘过的时候使用。

除了Novarka集团650人的施工队之外，没有一名工人遭受过超过标准剂量的辐射。考虑到切尔诺贝利可怜的安全记录，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当Dodd在1994年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安全状况之差“耸人听闻、令人震惊”。大多数人根本没有任何防护设备，工厂周围建筑物的辐射探测门根本不起作用。在Pripyat，一座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并在灾难发生后被抛弃的城市，工人们经常来这里的公共池塘游泳。

SIP购买了新的安全装备，但是金钱无法买到人们观念的转变，于是SIP建立了一套系统来监控个人的放射性剂量。每个工人的工作服外面都挂着辐射剂量检测表，一旦某个人身上的辐射剂量超标，他就会被解雇。很多工人都通过将辐射剂量检测表装在自制铅盒中的方法来避免读数超标。“这简直是疯了。”Dodd说，“这等于是在说，我们根本不相信自己会为了这个而丧命。”

两年前，一只狼出现在了建筑工地附近，在那些Novarka的工人还没来得及更换的门前游荡、嗅探。在切尔诺贝利无人区空荡荡的街道上看到游荡的狼、麋鹿或者是成群的野猪这些野生动物是不同寻常的，因为这些在某些地方游荡过的野生动物可能意味着危险。“动物是污染物的载体。”Fishburn说，“如果它们吃了遭到放射性污染的食物，然后四处游荡并小便，那么就会将污染散布到各个地方。”

这只试图进入工地的狼咬伤了6个人，攻击了一辆救护车，并杀死了一条狗。在YouTube上你能找到一段用手机拍摄的关于这起事件的视频，从中可以看出工人们对可能的危险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在视频中，两名工人打开了门并对着狼吹口哨。他们把狼逼到了角落，并用铲子柄和空氧气瓶打它，而他们的工友们则在后面大声地鼓励他们。出乎意料的是，狼从角落里冲向了人群并开始咬人—视频到此时突然终止了。卫兵后来找到了这只狼并开枪打死了它。

8、“我们整个世界的灾难”

Alexander Novikov是切尔诺贝利的安全主管，他为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的健康负责。一个下午，我在Slavutych—一个专门为清理核电站废墟的工人和前Pripyat居民居民而新建的小城市—的一家餐馆内见到了他。Novikov一支接一支地抽着浓烈的土耳其雪茄，并用蹩脚的英语向我介绍着依然存在于石棺之内的危险。“从当年事故发生到现在的25年中，”他说，“我每天都在担心。只有傻瓜才会不担心。”

我让他举个例子。大约在一年前，Novikov说，他在半夜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来的工程师说传感器探测到了放射性碘-131的痕迹，而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在石棺内部的某个地方正发生着不受控制的核裂变，4号机组内的FCMs正在发生裂变。只要一块混凝土砸到了FCMs上，那么就会改变其内部的几何结构，引发为称为“紧急事件”的核链式反应。尽管FCMs不会发生爆炸，但是它产生的高热会烧穿混凝土地板，同时产生强烈的放射性。一旦在这个过程中它接触到水，就可能引发氢爆炸，摧毁整个石棺。

在回忆这个午夜打来的电话的时候，Novikov不时用手抚摸自己的喉部，以防止自己因紧张而说不出话来，然后又继续讲他的故事。他告诉工程师检查所有的核燃料，同时等待频谱分析的结果。“报告说放射性的碘-131并非来自切尔诺贝利。”Novikov微笑着又点燃了另一支雪茄，“而是来自福岛。”

1986年，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清理工作中，Novikov自愿去那里做了一名剂量测定员。之后除了短期离开了一段时间对受到的核辐射进行恢复性治疗外，他一直都在这里工作，切尔诺贝利就是他的生命。在谈到在这里的工作时，他的态度不仅达观，还有着一种宿命的味道。“问题依然会存在。”他说，“很多人都认为，一旦新安全护罩建成，所有的安全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在我看来，那仅仅是新的问题的开始。”

他所说的问题并不是拆除石棺或者是回收FCMs，那些都只不过是程序上的问题。真正的问题，Novikov说，是时间。核废料与放射性废物是不可能被“清理”的，它们无法被根除，只能被密封在铅或者混凝土容器中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或者深埋到地下并在周围拉起铁丝网。实际上，对于FCMs，目前还没有人有任何计划。穹顶的设计寿命为100年，等到了寿命周期后，它也会成为设计更新、更安全密封机构的工程师要处理的新的残骸。

“核电站事故不仅仅是乌克兰的灾难，也不是前苏联的灾难。福岛核电站事故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Novikov弹了弹雪茄上的烟灰，从嘴里吐出了一大团烟说，“这是我们整个世界的灾难。”

安全空间：工程师们正在修建的穹顶是如此巨大，它在长度和宽度上足以容纳下一个足球场，而高度上则能装下自由女神像。一旦完工，工程师们将会用它盖住石棺，并利用遥控起重机将石棺一块块地拆除。

致命的风：2011年3月14日拍摄的福岛核电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