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对热点事件的回应，往往晚于媒体对它的报道

通过上述分析后，我们不得不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把人们是否接受转基因的主因归结为认知习惯、信任与价值等心理因素，那就难以解释，为何其他的争议性科技没有像转基因这样遭到这么多非议?为何转基因议题在世界转基因研发与应用第一大国美国没有成为重大的争议甚至话题?

实际上，这又涉及社会体制与人类认知因素的互动。1990年代初期转基因争议初起时，欧洲以反核和反企业污染为标志的环保运动刚刚取得阶段性胜利，很多环保组织和社会运动组织者亟须新靶点，转基因来得“恰到好处”。另一方面，科学家对与公众交流的轻视让他们迅速丧失了话语权，到2003年英国就是否让转基因产业化举行全国性辩论时，科学家和政府方面一败涂地。

但科学家的失败不都是因为他们放弃传播，转基因知识在舆论场的缺席，与科学共同体逻辑和媒体逻辑的错位有关。一项对近15年来世界主要英文媒体对转基因突发事件报道的研究发现，科学家或生物技术公司的信息发布总是比这些事件的新闻报道慢了一拍，错过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时期，相应地减少了公众全面获取转基因知识和正面信息的机会。究其原因，是因为科学家要对事件进行调查，而生物技术公司要用低调避免争端引火烧身。结果，等科学结论出现，媒体的兴趣已经锐减，这导致在有关转基因的新闻辩论中，各方力量并不均衡。中国转基因科研与产业界同样存在这种回避热点新闻的情况。

回溯中国转基因舆论的演变历史，很多人会想到一些媒体报道直指科学家因个人商业利益而力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这些报道在价值立场上为读者构建了对利益勾结的控诉，引发了公众对转基因的质询和抵制。而这种抵制，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缘于公众对转基因知识了解不够，而是基于公众相信科学家具有商业私利，这破坏了他们对科学家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价值认同，进而影响到他们对科学家的信任，而较弱的体制性信任又与较低的对新技术的接受度紧密相关。

正是这些社会因素和社会事件，使反对转基因的舆论经常占上风，并与人们心理认知方面的“偷懒”原则结合，在转基因问题上形成了公众舆论的固化。

□转基因科普该如何进行

开展公众参与的科学活动，让各种声音平等发言

上述分析表明，转基因争议的形成是心理认知、社会、政治、科学、经济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各种研究比较一致的一个结论是，知识程度不能决定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

另一个非常确定的结论是，对政府和科学家的信任与人们接受包括转基因在内的新兴技术密切相关，这对中国的转基因决策尤为重要。长期以来，有关部门为了避免争议，在转基因问题上回避公众质询，透明度严重不足。殊不知，这只会恶化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并进一步减弱民意对转基因的支持。

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我们的转基因传播可在以下方面着力。

首先，研究结论表明，相比于科学知识的多寡，对科学权威的尊重程度更能影响人们对转基因的支持程度。这意味着，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要走出实验室与公众积极沟通，让公众通过对科学权威的信任转而更加理性地看待转基因问题，并将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对转基因利弊的合理评估基础上。

其次，虽然知识本身不能改变受众的态度，但仍有必要坚持甚至强化传播正确的转基因知识。这一工作的目标不是要就此扭转公众的态度，而是要让正确的知识尽可能“占领”各种信源，让公众“启动”理性认知时可以找到正确的知识，也让非专业的传播工作者在传播相关知识时有据可依。

第三，科学家走出实验室，不仅是挤出时间多开几场转基因科普讲座或多发表一些科普文章。更重要的是，当公众关注转基因议题时——这通常是转基因争议再起或新问题出现时——他们要及时看到来自科学家一方的积极而理性的声音。

第四，要进行转基因科普，不能仅仅靠启动一批新的科普项目，更需要整个科研考评和科研组织体系的变化，将广义的科学传播工作以某种方式纳入科研考评体系。比如，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一样，将特定比例的科研经费(一般不超过5%)用于科学传播。这能使科学家与公众的沟通，不再是费时费力又不讨好(不能记录为学术成绩)的行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转基因议题已经超出科学本身，成为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鲜活体现。只有积极开展各种公众参与的科学活动，比如有关科学的听证会，让各种声音平等发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各种观点都占有平等的地位，平等参与并不能以牺牲科学真理为代价)，才真正可能促进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