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这本书也讨论了对美国科学未来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其一，美国科学家收入增长得很缓慢，特别是相较其他高社会地位的职位，比如医生、律师;其二，想要在学术界获得教职越来越难，很多年轻学者不得不在获得正式教职前接受一份或多份博士后的工作;其三，全球化带来了其他国家在科学领域上的激烈竞争，美国对于全球科学事业的贡献相对它的过去在下降。

尽管存在这些不利因素，但本书作者认为，从另一角度看，科学的全球化也是美国科学的一大贡献。科学发现属于公共物品，它一旦发现，就会被记录，并在世界其他地区传播、应用。因此，大量美国的科学发现通过全球化惠及了世界各个角落。另外，美国科学界本身也从全球化中获益，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被吸引至美国从事科研工作。

中国科技崛起是一个重要刺激?

在“美国衰退论”中，中国科技的崛起似乎是一个重要刺激，那么中国的科技现在究竟发展如何，有哪些动力和阻力呢?谢宇和他的同事们也借助现有的数据回答了这些问题，并写成文章收录在《美国科学在衰退吗?》一书中。首先，中美两国科技人员规模自1982年至2010年均在上升，但截至2010年，科技人员在中国劳动力总人口中的比例还是远远低于美国。从科学家的职业收入回报来看，2005年前后，中国科学家相较社会学家、医生、律师和工程师四类职业的收入比，总体而言高于美国科学家相对这四类职业的收入比。这意味着，在中国成为科学家的收入回报要高于美国。从理工科学位的授予来看，中国授予的理工科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数量早已超过美国。如果将中美两国的人口规模差异纳入考虑，在2014年两国理工科专业毕业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大致相当。此外，通过计算1991年至2010年中美两国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研究者发现，中国对研发的投入比重逐年上升，而美国则趋势平稳，尽管美国在绝对水平上仍比中国高很多（2010年美国2.8%，中国1.8%）。从科学与工程学领域论文的发表数指标来看，中国从1990年到2011年英文论文总数增长了19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论文发表大国。而从论文引用数和最高1%引用率的论文数来看，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也在逐渐减小。尽管中国科技发展呈现出种种态势良好的迹象，谢宇和同事们也在文中讨论了近年来中国的科研腐败和学术不端现象。

谢宇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的科技发展面临着两个问题：首先，中国科研系统的管理是自上而下，而下达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在科研资源分配上的效率往往有限。比如，对科学家的奖励和资助通常是由官员做出的，而不是同行。这意味着，中国的科学事业更容易在需要物质和人力资本的领域做出成绩，例如在已有的方向上拓展、延伸。但在完全未知的方向上做出开拓性的发现，中国可能是不擅长的。其次，中国非常关注经济发展，偏重科学研究的应用价值，而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不够。这些特征意味着美国和中国的科学界有互补之处，美国科学家可以负责实验的设计部分，而由中国科学家在装备精良、人员精干的实验室具体实施。这样的方式既可最大化地发挥两国的优势资源，又可帮助中国接轨国际一流的科研范式。

不过， 预测中国和美国长期的科学发展是非常困难的。正如施一公所说，“这些预测准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国家的科技政策和导向，而后者是无法做长期准确预测的”，但对现状的研究能为未来的政策导向提供启示，也让普罗大众有机会了解科学的发展态势。谢宇认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社会特征就在于产出的科学知识是公共物品，不会因为共享而减弱价值”，让我们拭目以待全球化背景下新的科技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