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总是试图将自己与自然界其它物种区别开来，以稳固自己所谓的“主宰地位”，但正如游戏《地平线：零之黎明》所昭示的那样，其实人类也只不过是“自动化野兽”而已。

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科学家伊利亚·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Ilya Ivanovich Ivanov)用人工授精的方式培育出“猩猩人类”（humanzee），即人类和我们的灵长类近亲黑猩猩的杂交物种。这一尝试震惊了所有伊万诺夫同时代的人以及现代读者。

考虑到“猩猩人类”可能带来的道德困境，我们非常庆幸伊万诺夫的试验失败了：当前苏联的科学偏好改变以后，他被逮捕并遭到流放。但伊万诺夫的努力凸显出了一个持久的、后达尔文主义的恐惧，即让人们对人类与其他生命的本质区别产生好奇。他们想知道，人类本身是否也是某个疯狂科学家动物园里的“人造物种”。

图：工人们照顾着巨大的钻孔机，正努力建造有轨电车系统

人类始终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断地从这种令人不安的共性中拯救自己。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区别开始被提出来：思想、语言、工具、规则、文化、模仿、同情、道德、仇恨，甚至是对“民间物理”的理解。但它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失败了。我想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一趋势在今天的政治和经济评论员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惧和兴奋。

不过，首先，我们发现人类正失去许多独特性。我们失去了在动物王国的排他性地位，不是因为我们高估了自己，而是因为我们低估了人类的那些近亲。这种对人类同胞能力的最新认识，既是一种科学发现，也是一种回归前工业化的观点。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曾在《现代人》(Sapiens，2011年出版)中称，直到处在启蒙人文主义的萌芽中，人类才确立了我们与动物在形而上学方面的区别，以及对动物的器质性方法，同时也使人类思维的优越性得以体现。

正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90年)中所说的那样，中世纪的宗教观念使我们变成了一种有灵魂的动物。我们被神圣的、有生命气息的承载者所触动，但显然我们依然是世俗的，由尘埃构成，依然属于广义的动物范畴。就像一条吃着自己尾巴的蛇一样，它后来转向理性主义（建立在对人类超越的信仰之上），这最终推翻了我们在情感上的优势。

随着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理论的出现，以及后来通过地质学、古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证实，人类在野兽和我们自己之间苦苦挣扎，徒劳无功地建立着科学封锁。我们相信我们是有思维的动物，并因此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领域变得越来越拥挤。无论我们确定哪一种智力因素，努力让我们显得与其他动物不同，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发现与黑猩猩共享这些特征。我们可能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憎恨伊万诺夫的实验：他们把野兽的本性弄得与人太接近了。

黑猩猩是这场接力赛中的“首棒”，在动物行为研究中不断重复自己的动作。科学家们为黑猩猩设计了每项智能任务，它们最终都做到了。此后，科学家们把接力棒传给其他灵长类动物，然后是鹦鹉、乌鸦、老鼠、鸽子、章鱼甚至是鸭子和蜜蜂。一次又一次，新出现的人类定义行为，却不断在相对聪明的物种身上出现。人类变得不那么独特了，而且每个发现都有更多的动物共享。

某些人建议的分水岭（比如工具使用），如今已经属于老生常谈，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如何应对达尔文主义出现的后果。其他的，例如模仿或移情，仍然被某些现代心理学家认定为时人类特有的特征。在《我们是否足够聪明，知道动物有多聪明?》(Are We Smart Enough to Know How Smart Animals Are?，2016年)中，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创造了“人类例外论”（anthropodenial）一词来描述后一套策略。

面对潜在的动物文化或移情例证，反对人类例外论的禁令被证明是不恰当的。有证据表明，反驳人类例外论的证据被认为是“没有真正的苏格兰人（No true Scotsman）或诉诸纯洁（appeal to purity）现象。这是一种非形式谬误，系指在原来的普遍宣称遇到反例时，提出一个理想、纯静的标准以为其辩护的论证方式。然而，几乎所有这些特征都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这一过程被称为“认知波纹”（ognitive ripple），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物种特征，至今在其他物种中都难以找到。

工具使用是最著名、最彻底的失败例证。它告诉我们，黑猩猩能使用各种各样的工具，比如使用棍棒从土堆里取出白蚁，用锤子和铁砧砸开坚果。近年来，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n）乌鸦许多可爱的滑稽动作受到特别关注。它们可以在距离奖励很远的时候为使用多种工具排序，比如最近的工具太短，而更长的工具无法获得。为此，它们使用短工具到达中号工具所在的位置，然后再接近长工具，无需任何尝试，也没有犯下任何错误。

但凤头鹦鹉Goffins给动物们带来了致命一击。这些鸟在野外没有使用任何工具，所以没有理由声称这种行为是一种无意识的进化本能。然而，在被囚禁期间，维也纳兽医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名为Figaro的鹦鹉，它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用一根长长的木头碎片将放在围栏外的食物取来，然后将这种行为传授给它的同伴。

随着工具使用被排除，许多人将文化视为人类的救赎，也许部分原因是这种说法让人文学科的地位更加令人愉悦。它花了更长的时间，但动物最终还是赶上了。那些用石头当锤子和铁砧的黑猩猩?它们一代又一代地掌握着这种能力。婴儿出生时没有这种行为，通过观察母亲把坚果砸开，它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模仿她的动作。它们学会了粉碎文化，并将其传给下一代。

更重要的是，这一技能是在某些黑猩猩群体中出现的，而不是在所有群体中。在有些地方，黑猩猩使用坚果粉碎技术来维持和传递文化上的行为，而不缺乏石头或坚果的其他群体则没有出现这种能力。除了物质文化和饮食文化，我们很难称它们为其他东西。在各种鸟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科学家们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情况。即使信鸽也展示了一种有利于特定路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可以在鸟类之中传播。

语言是很有趣的区别因素。德瓦尔(de Waal)相信这是人类唯一的独特之处，他认为人类可能有理由声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他把我们的物种称为唯一的“语言动物”，我认为这并不一定是错误的。人类语言的灵活性是无与伦比的，它的许多部分几乎可以无限结合和重组。我们可以谈论过去，思考假设，但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动物在这样做。

但德瓦尔所捍卫的独特性依赖于狭义的语法语言。它不包括所有的沟通方式，甚至不包括传送抽象信息的能力。动物们始终在交流，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如大多数鸟类)，面部信号(在许多灵长类动物中常见)需要通过描述性舞蹈来表达。此外，有些非常聪明的动物偶尔会被诱导以与我们相似的方式操纵听觉信号。

比如非洲灰鹦鹉亚历克斯（Alex），它是哈佛大学比较心理学家艾琳·佩伯格(Irene Pepperberg)30年实验的主题。在亚历克斯2007年去世之前，佩伯格教它数数、提出请求，并把单词组合成新的概念。例如，这只鹦鹉从未学过“苹果”这个词，于是他发明了自己的单词，用“香蕉”和“浆果”组合成“banerry”。

如果不能全盘否定语言的独特性，我想尝试一种新的人性定义。在所有这些对动物的胜利中，虽然我们的语言差异可能会让人类与动物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同，但在一个新的领域里，没有其他动物表现出人类特征。在我们的特斯拉、Uber和人工智能时代，我认为：人类可以被称为自动化野兽。

随着机器学习和机器人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很容易将自动化视为人类历史上的前沿领域。生产自动驾驶汽车或通用行政助理机器人所需的电脑也是如此。但是，尽管这种技术对劳动力和市场来说是一场巨大的变革，但这些发明的目标却非常古老：将一个任务导出到独立的系统或独立工具集中，而这些系统或工具可以在不需要人工输入的情况下完成工作。

我们的第一个工具基本上与黑猩猩用来砸坚果的石头没什么区别。这些坚硬的物体能够传达出比我们的手更大、更锋利的力量，这就减轻了我们砸坚果所带来的创伤。但是早期的刀子和锤子的特点是在使用时，人类可以直接通过四肢和大脑控制它们。随着矛的发明，我们前进了一大步：我们造出可以投掷的工具。它现在完成了我们开始投掷它的目标，即击中某些食草动物的心脏。

所有这些物体在其他动物身上也都有相似之处，它们知道抛出东西可以得到想要的奖励，或者控制或被操纵某个物体来打破或取回某个物品。但是，当我们的物种开始建立能够自主行动的工具集时，允许我们将劳动外包出去以追求各种目标，我们的物种发生了不同的转变。一旦启动，这些机器就可以利用它们的结构来驾驭新的力量，独立完成任务，并且比我们使用自己的身体更高效。

在我看来，有两种方法可以让工具独立于人发挥作用。对于我们想要完成的任何事情，我们必须同时产生影响行动的必要物理力量，同时也要以某种程度的精神控制来指导它。有些行为（扎针）甚至需要非常细粒度的精神控制，而其他(如拖运车)需要很少的脑力劳动，但需要大量的体力。

我们的许多目标甚至完全是精神上的，比如记住某人的生日。由此可见，有两种自动化：一种是精神独立的，需要人类的指导，而不是人类的肌肉力量(如驾驶汽车);另一种是无需人类精神输入的(如自动驾驶汽车)。这两种情况都是我们的劳动、身体或精神上的负担，两者都比人们最初设想的古老得多。

弓箭可能是自动化的第一个例子。在石器时代的末期，当人类将第一张弓和弦连起来的时候，这项技术就把矛头对准了非常简单的装置。一旦箭被固定住，弦被拉了起来，弓就会自动发射，并且会比人类肌肉更有力，杀伤力也更大。其他动物中可能也存在类似情况，比如鸟把石头扔到鸡蛋或蜗牛上，或者用两颗石头作为锤子和铁砧。在没有进一步输入的情况下，掉落的石头继续沿着轨道到达它的目的地，锤子和铁砧则是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工具，旨在完成粉碎的目标。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自动化。石头依赖于现有的和无处不在的重力，而鸟只是利用了这种力量来获得优势。

锤子和铁砧甚至距离自动化更远：锤子可以保护手，铁砧保持和支撑物体被击碎，但每次打击都需要受到控制，从后摆到下砸，由猩猩的活动手臂和大脑控制。相比之下，弓和箭需要建造某种机制，它的结构支持它产生新的力量，比如拉力和推力，并在动物停止输入后的很长时间继续完成它的任务。

弓是自动化的一个简单例证，但它为其他许多类似技术铺平了道路。这些早期的自动化都不是“智能”的，它们都是用来输出人类肌肉力量的，而不是人类的大脑智慧。如果没有人类的控制，它们都无法收集关于轨迹的信息，并相应地改变航向。但它们都表现出一种自主性，在不需要人类的情况下完成剩余任务。

弓被改造成弓弩和长弓，而弹射器和投石器则则是其属性进化所致，以达到类似的发射目标。在和平时期，风车和水轮可提供干净的绿色能源，以自动完成抽水或磨石的繁重任务。我们甚至还有由驮畜所拉的马车和犁，这将货物的重量从人的背上转移走，将人从手中拿锄头磨出水泡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这些自动化系统与当今技术发展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大脑的参与程度。弓箭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被拉开并释放，弹射器需要装填石头和瞄准，水车、水轮辅助的磨机需要装满小麦，当被卡住时需要手动清理。认知自动化（输出人类指导和精神参与的任务）是较新的技术，但仍然比真空管或硅芯片古老得多。正如我们是自动化体力劳动的野兽一样，我们也试图摆脱精神上的负担。

我在这方面的观点与哲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在1998年提出的“延展心智”(extended mind)的观点有些相似之处。他们对博物馆中的两个人进行思想实验，其中一人患有老年痴呆症。他在笔记本上记下博物馆的方向，而他的健康伙伴则按照她的记忆找到去博物馆的路。克拉克和查默斯认为，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是记忆存储的位置(大脑内部或外部)以及“阅读记忆”的方法。

其他认知自动化的例子可能会以计数棒的形式出现，每个群体的成员都有这样的能力。在输出脑力劳动时，计数棒是如此强大，即使在没有复杂的数字表示的情况下，它也能允许人类保持精确的记录。例如，澳大利亚的Warlpiri族有描述一、二、许多等语言。然而，借助计数棒或用于追踪某些离散量的令牌帮助下，他们在会计方面的能力与说英语的人一样精确。简而言之，为了有效地计算，你不需要为了数字而增加单词数量。

由于人类的记忆是零碎且容易丢失的，所以贸易需要将内存导出为物理对象。无论是棍棒、粘土片、皮革装订的账簿还是数字电子表格，这些东西都能完成两件事：一是减轻记录员的记忆负担，二是提供这些记录的可信版本。如果你被许诺有一群羊作为嫁妆，并使用计数棒来谈判协议，那么确保你没有被骗就很简单了。

同样，金钱的起源也常常被当作一种方便的交换媒介，来缓解物物交换的问题。然而，当你在互惠、债务和信任的基础上参与经济时，你所承受的巨大的精神负担可能会成为你需要导出的东西。假设你收到了88只羊的嫁妆，那意味着大量的羊毛和羊奶，而不是非常多的鸡蛋和啤酒。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某些商品和服务的直接交易，而没有交换媒介。然而，这种直接的易货可能并不经常发生，尤其是因为在你能把它们全部吃掉之前，相当于一只羊价值的鸡蛋可能会变质。

相反,早期社会可能依赖于互相扶持：我宰掉一只羊，与我所在社区的人们分享羊肉，这可以理解成我与邻居的互赠：他上周给了我12枚鸡蛋，将来也能让我可以品尝到啤酒和面包的美味，这些是我迟早需要的服务。即使在一个小社区内，你也需要维持各种各样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一个成熟的心理自动化系统，而且与金钱有关。

与数字记录和金钱相比，写作涉及到一个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心理输出过程。但是基本的想法是一样的，涉及到模块符号，可以几乎无限地重新组合来描述某些事物，只是精确程度不同。公元前4世纪，最早的苏美尔人手稿使用象形文字，这些文字通常只对所传达的意思有个大致的印象，它们依赖于作者和读者对正在讨论的术语有共同的见解。现在，我们已经将更多的工作转移到语言本身的精确性上，创造了一个共享的解释性语境。

1804年，提花织机的发明者将认知和物理自动化结合起来。用一串穿孔卡片或胶带，织布机可以织成任何图案。这些织布机，连同阅读它们的机头，可输出大脑工作(记忆)和肌肉工作(编织动作)。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人类又后退了一步，放弃了对一台机器的控制，把它交给了我们的预先设定的书面记忆(指令)。

但我们并没有突然发明人类行为的新概念，我们只是将两种根深蒂固的人类倾向结合起来，它们的起源可追溯至有记载的历史之前。我们的肌肉和精神自动化已经合二为一，尽管在第一个例子中，这种融合是服务于为织物充当图案的微小目标，但它是个非常强大的组合。

提花织机的基本原理（书面指令、可以读取和执行它们的机器）可能承载了人类对现代数字设备自动化的梦想。虽然电源、存储容量和可执行任务的数量增加了，但总体的成就是相同的。它们都有近似的目标，比如生成一个图形，加载相关数据，然后是计算机，使用它的程序指令，转换这些数据，就像织布机一样。像照片编辑、游戏或浏览网页这样的任务更复杂，但最终都是人类指令的层面，它们致力于外部记忆，由能够读取它的机器执行。

至关重要的是，人类仍然提供近似的目标，即“调整白平衡”、“攻击敌人据点”、“检查Facebook”。然而，所有这些目标都是为了实现终极目标，即“让这张图片变得更美丽”、“赢得这场比赛”以及“让我变得更可爱”。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自动化”，即特斯拉、Uber和谷歌所追求的智能自动化，其目标是让我们再次后退一步，并将我们的近似目标放在自动通知算法的手中。

当我们站在人工智能革命的悬崖上时，许多人正准备迎接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巨大变革，因为这种新的自动化形式重新定义了工作的意义。给出高级命令（简单如让咖啡机器人泡杯Cortado，复杂如指导投资算法来最大化利润，同时剥离化石燃料），智能算法可以收集数据，并计算出实现指令所需要的近似目标。我们有理由期待这将显著改变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运作方式。写作、金钱、工业革命都是如此。

人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科技使每一代人都变得比过去更懒惰。然而，这种诋毁是被误导的，因为它忽略了人类导出努力工作的深刻驱动力。人们可以想象，当写作被引入时，这种新奇的涂鸦可能会被传统的说书人诋毁，他们认为这是对口头传播的苍白模仿，缺乏对良好而诚实记忆的解读。

自动化和导出劳动的目标不是不作为，而是更为复杂。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建造了城市，发展出文化，制定了法律，探索科学的发展，并试图探索这些恒星。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本身具有独特的优势，它与其他智能物种的进化和功能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是因为我们的独特之处在于可以获得外部援助，并对我们的身体和大脑进行补充。无论是从深度、广度和持久性来看，我们的精神和身体能力都是其他动物无法比拟的。人类是独特的，因为我们是复杂的，这也让我们成了自动化的野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