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打通《超级马里奥兄弟》第一关平均用时1分30秒，《愤怒的小鸟》第一关却仅需10秒。这就是现代游戏的核心理念之一：让玩家最快、最简洁地获得一定成就。

    编者按：游戏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俄罗斯方块》到《开心农场》，从《植物大战僵尸》到《涂鸦跳跃》，从《愤怒的小鸟》到《Draw Something》，全世界玩家为之寝食不安，日夜奋战。

    然而，游戏的“无脑化”倾向正在日益凸显。事实上，从《俄罗斯方块》诞生的那天起，“无脑”基因已经融入了整个游戏产业的血脉中。《光环》、《使命召唤》等大型游戏虽称不上阳春白雪，但已渐渐缩水为少数“高玩”的特有爱好。另一方面，以《开心农场》和《愤怒的小鸟》为代表的手机游戏依靠社交网络和病毒式传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

    更加吊诡的是，许多玩家清楚地知道这些无脑游戏几乎毫无意义，只不过是简单动作和微小成就的无限循环。但他们却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人格分裂：一边痛骂“无脑游戏”，一边掏出手机，打开《愤怒的小鸟》，再发射几只小鸟，看看能不能打出“New High Score”。

    抛开一切高尚目的，游戏能够反映社会背景和现实。《涂鸦跳跃》等简单小游戏大行其道，契合了人们通过小小努力，即可获得一定成就和奖励的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脑游戏是宇宙尺度下的夸克级人文关怀。

    《纽约时报》对“无脑游戏”和整个游戏生态体系进行了深度调查和解析。这是一个巨头与“屌丝”齐飞、“无脑”共关怀一色的奇异世界。

    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无脑游戏

    1989年是世界动荡不安的一年。这一年，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开始土崩瓦解，而“柏林墙”倒塌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德国即将冉冉升起。而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远东，日本的任天堂 (微博)公司却通过一款名为“Game Boy”的掌上游戏机，跨越大洋，为美国带来了另一种形式的“解放”。玩家们从此不必前往乌烟瘴气、拥挤不堪的游戏机厅找乐子，这个小小的塑料盒子足以让他们更加轻松地获得球探足球比分。

    与Game Boy一起发售的是一款名为《俄罗斯方块》(Tetris)的小游戏。这款游戏是如此简单：形态各异的方块组合从天而降，玩家需要及时调整方块的姿态，并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以消除一整行的方块；它又是如此令人上瘾，无数玩家在“砌墙”和“拆墙”的无限循环中挥洒着青春年少。它甚至带有一点哲学色彩：你的目的是消除方块，也就是“拆墙”；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你首先需要“砌墙”，也就是努力让方块填满一行——目的与方法在矛盾中实现了统一。

    这是游戏与平台的完美结合：《俄罗斯方块》的图形界面足够简洁，可以在Game Boy的灰阶显示屏上顺畅运行；它的方块移动速度足够慢，不会造成拖影；它的操作方法足够简单，玩家可以随时随地玩上几局。Game Boy套装总计售出7000万套；无论是在早餐餐桌上，还是在银行排队中，总能看到有人沉浸在“拆墙”的游戏快感中。

    一种传统由此诞生——无脑游戏(stupid games)。之所以给出如此称号，一半是事实描述，另一半则是对于浪费在这些游戏中的宝贵光阴的痛悔。在《俄罗斯方块》诞生后的三十多年里，这款游戏及其“子孙后代”——包括《愤怒的小鸟》、《宝石迷阵》和《水果忍者》等占据了我们的口袋和大脑，并革新了整个视频游戏产业的生态模式。

    我们正身处一个好坏参半的、充斥着无脑游戏的世界。

    夸克级人文关怀

    游戏研究专家通常会指出，游戏能够反映社会背景和现实。例如，《大富翁》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当时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它很好地迎合了人们期冀一夜暴富的心理；《Risk》诞生于50年代，折射出整个社会对于“冷战”的忧虑；《Twister》要求参与者扭转身躯、四肢着地，按在游戏板上的特殊区域，玩家间的身体接触不可避免，与19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不谋而合——有人将其称为“高难度性爱”。

    《俄罗斯方块》的诞生具有天时地利：它生于1984，出生地是苏联的一个计算机实验室。它的玩法反映了苏联的冷酷现实：玩家面对的敌人不是怪模怪样的恶棍，而是一种无法形容、无法理喻、汹涌连绵、压倒一切的可怕力量；玩家所能作出的唯一抵抗，是无限重复、毫无意义的排列组合。它是官僚主义的精粹，是毫无目的的徒劳，是无法逃避的牢笼。它的精妙之处在于湮灭了自由意志——它的徒劳无功显而易见，但人们却情不自禁地一次又一次旋转、排列、累积和消除方块。与所有的无脑游戏一样，《俄罗斯方块》是一种自我惩罚强迫症。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俄罗斯方块》是宇宙尺度下的夸克级人文关怀。